l'Espace de Moi

沒有想到忙碌了這麽久，部落格的續筆竟然是在這個致命的時刻。雖然我是一直性命無虞，可是今天當我看到那個奔走了二十年的母親蒼老的面容時，我知道此刻對於太多人的記憶來説真的是太過沉重了。大學時翻過丁文江先生英文傳記的翻譯版，記住了譯者的名字，是丁先生的侄女，那也算是和我家鄉沾邊了。後來得知了名字背後的這些苦痛，長眠岳麓山下的丁先生是否也把自己骨子裏的的執著留給了他的後人呢？

説道沉重，我想到了魯迅那篇《為了忘卻的紀念》。那樣一個在正統的文學史中被描繪得大義凜然的角色，到頭來也只能在生活的夾縫中喘息，塗寫那些為了忘卻的紀念。他寫作真的是為了忘卻麽，還是紀念？我不知道，然而對於自己來説，從當年對於罷工的誤讀和懵懂到今日的義憤和反思，忘卻恐怕只能是自欺欺人了。

今日下午照例去韓國阿姨那裏理髮。我想此時是一個最有意義的時刻，因為面對那些紛亂的記憶，我們不正是要理清頭緒，走向未來麽？或許，魯迅真正希望的是為了紀念的忘卻吧？忘卻並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我們最終需要的還是紀念和前進。

沒想到自己在那樣一個致命的時刻離開了幼兒園，剛剛過完兒童節的祖國花朵自然不需要知道太多的風霜雪雨。可是我們的教育如果就是讓園丁們培養愛國愛民愛黨的花朵——至少我小時候就是這麽學的——那麽花朵們會不會終有一天會發現它們只不過是園丁意志的物化，而少了些生命本身的美麗呢？或許我並不是一株園丁喜歡的花朵，不過我相信生命的可貴之處不在別的，而在陳寅恪先生悼念王國維先生時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沒有了這些，那就是真正的致命了吧。

Things have been funny today. I was chastised twice for almost being ignorant of the U.S., be it the politics or culture.

Scenario 1:

I was on the weekly phone call to my family as usual this morning. I know I should not discuss with my father American politics,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he always seems interested, although he maintains some hardheaded presuppositions, commonly found in our ideology indoctrination, like Western democracy is essentially a lie. After a somewhat heated exchange about the changing administration in the U.S., here is my father’s advice (I paraphrase):

“Let me tell you, son, whoever in the position (note: presidency) is the same; never believe that you individual voter could do anything.”

My stance basically is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is never flawless, but it is always open to positive input. In this sense, it is still a preferable institution.

Scenario 2:

The other day, I complained to another Chinese student at IU who has been here for a much longer time than me about the unsatisfactory learning motivation of some of my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lso, I uttered my negative opinion of the entertainment obsessed by quite a few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U.S., like the party, drinking, etc. I should have referred these leisure as unmeaningful.

Today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that student. Below is a direct quote:

“By the way, the things you said about Americans' entertainment the other day was not only superficial but profoundly biased. That shows how little you know about the Americans--you're simply not in the right place to make sense of your students, I'm afraid.”

So what is wrong, or if not, question here? In any case, I am truthful to myself, and never pretend to give authoritarian judgment by any account. If my observations are unfavourable to others, this is what they are. Perhaps, as the title indicates, this is just the dilemma of my awkward position right now.

人生的起落，到最後，或許都逃不脫這四個字吧。

龍應台的短文，在《亞洲周刊》的2008十大好書評選中就榜上有名，不過今日才得閑在網上瀏覽。此番不再犀利的筆鋒，倒是讓我想起了《孩子你慢慢來》中對生命本身柔性的感悟。

目送（轉載自http://www.tunghai74.org/letters/08-07-19-LongYingTai-MuSong.htm）
文/龍應台 2007/06/22  
摘錄自《人間 三少四壯集》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 , 我和他手牽著手 , 穿過好幾條街 , 到維多利亞小學 。九月初 , 家家戶戶院子裡 , 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 , 枝枒因為負重而沈沈下垂 , 越出了樹籬 , 勾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
很多很多的孩子 , 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 。小小的手 , 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 , 怯怯的眼神 , 打量著周遭 。他們是幼稚園的畢業生 , 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 : 一件事情的畢業 , 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
鈴聲一響 , 頓時人影錯雜 , 奔往不同方向 , 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 , 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 , 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 。華安背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 , 但是他不斷地回頭 ; 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 , 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
十六歲 , 他到美國作交換生一年 。我送他到機場 。告別時 , 照例擁抱 , 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 , 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 。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 , 等候護照檢驗 ; 我就站在外面 , 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 。終於輪到他 , 在海關窗口停留片刻 , 然後拿回護照 , 閃入一扇門 , 倏乎不見 。
我一直在等候 , 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 。但是他沒有 , 一次都沒有 。
現在他二十一歲 , 上的大學 , 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 。但即使是同路 , 他也不願搭我的車 。即使同車 , 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 , 是一扇緊閉的門 。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車 , 我從高樓的窗口往下看 : 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 , 眼睛望向灰色的海 ; 我只能想像 , 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 , 但是 , 我進不去 。一會兒公車來了 , 擋住了他的身影 。車子開走 , 一條空蕩蕩的街 , 只立著一只郵筒 。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 , 所謂父女母子一場 , 只不過意味著 , 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 , 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 , 而且 , 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 : 不必追 。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 , 我的落寞 , 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 , 我回台灣教書 。到大學報到第一天 , 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 。到了我才發覺 , 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 , 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 。卸下行李之後 , 他爬回車內 , 準備回去 , 明明啟動了引擎 , 卻又搖下車窗 , 頭伸出來說 : 「女兒 , 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 , 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 , 然後噗噗駛出巷口 , 留下一團黑煙 。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 , 我還站在那裡 , 一口皮箱旁 。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 , 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 。推著他的輪椅散步 , 他的頭低垂到胸口 。有一次 , 發現排泄物淋滿了他的褲腿 , 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 , 裙子也沾上了糞便 , 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台北上班 。護士接過他的輪椅 , 我拎起皮包 , 看著輪椅的背影 , 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 , 然後沒入門後 。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
火葬場的爐門前 , 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沈重的抽屜 , 緩緩往前滑行 。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 , 距離爐門也不過五公尺 。雨絲被風吹斜 , 飄進長廊內 。我掠開雨濕了前額的頭髮 , 深深、深深地凝望 , 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 所謂父女母子一場 , 只不過意味著 , 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 , 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 , 而且 , 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 : 不必追 。

是啊，不必追，因為已不可追。蘇軾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雖然只是悼念亡妻，卻因勾畫出任何追思的無奈，傳頌了千年：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崗。

只可惜我們的感情總是讓我們徒勞地去追，即使年年斷腸也還是義無反顧。

雖然現在對我來説，讀中文書應該算是休息，不過以下這些對於中國厚重的審視或者拷問可能遠非輕鬆吧。引自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x&path=3314525411/03as1.cfm

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香港問世，這是第一套非官方史，中立開放的價值立場贏得學界與讀者重視。《墓碑》更揭開一場民間耳語已久但沒有真確求證的悲劇真相。十大好書見證全球華人的思想解放，從國家大事到個人命運轉折的私密空間，都展現求真精神，衝破外在權力與內心世界的禁區。

中華民族有太多的記憶稍不留心就成為一片空白，但全球華人知識分子卻是這「記憶廢墟」的文字冒險家，在史料的斷瓦殘礫中，重新拼回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感情圖象。
在剛過去的零八年，為迎接中共建政六十週年，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香港陸續問世，作為第一套非官方史，以及作者中立、開放的價值立場，贏得學界與讀書界的重視。而老記者楊繼繩的《墓碑》，更揭開一場民間耳語已久，但一直沒有真確求證的悲劇真相。這兩本書以降，二零零八的好書都在見證全球華人思想解放，從國家大事開始，到個人命運轉折的私密空間，都不斷求真求實。他們有人總結中國經濟崛起的輝煌與缺失；有人以深厚的人道情懷關注弱勢群體；有人在理想主義幻滅後，經過沉痛反思，繼續為人權、公平和正義作出奉獻；有人開放「私領域」，傾吐內心困惑，講述戰勝疾病的心得；也有人醉心鑑賞城巿景觀和風土人情，熱情地與公眾分享……零八年成為可貴的思想總結之年。
亞洲週刊二零零八年中文十大非小說好書揭曉：（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金觀濤、沈志華等、香港、大陸）；（二）、《墓碑》（楊繼繩、大陸）；（三）、《情報日本》（胡平、大陸）；（四）、《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顧玉玲、台灣）；（五）、《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暉、大陸）；（六）、《堅持．無悔》（陳若曦、台灣）；七、《激盪三十年》（吳曉波、大陸）；（八）、《目送》（龍應台、台灣；（九）、《憂鬱病，就是這樣》（李子玉、香港）；（十）、《城市磁場》（陳家毅、新加坡）。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反右卷」作者沈志華披露，早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就決心放棄階級鬥爭學說和「個人迷信」，要把中國引入和平發展的軌道，但全黨共識卻無聲無息地被中止、被扭曲、被顛覆。這套由金觀濤主持、沈志華等人撰寫的五百多萬字、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強調新的史料，言人之所未言，受到旅美學者余英時激賞，稱「達到了史學著作的世界水平」。該書主持者金觀濤要求撰寫者必須為中國大陸背景，「一定要還原歷史發生時的思想狀態、文化觀念，還原當時的語境，這是海外的漢學家無法感知的」。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最近有「不折騰」之說，勾起民眾對中國當代最大「折騰」的回憶，即慘絕人寰的大饑荒。新華社退休記者楊繼繩經十年努力，推出八十萬字《墓碑》，揭露中國五九至六一年間餓死三千六百萬人的慘劇。這是什概念？楊繼繩說，相當於向中國投下四百五十枚長崎原子彈，相當於發生一百五十次唐山大地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稱這場饑荒是「世界史上有記錄的饑饉中最大的一次」。
書中寫道，沒有呼天搶地，沒有披麻帶孝，沒有鞭炮和紙錢，沒有同情，沒有悲哀，沒有眼淚，也沒有震驚和恐懼。幾千萬人就這樣無聲無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了……冤死者中間就有作者父親，他兩眼深陷，手臂只剩一層乾枯的皮，骨骼都顯現出來，「我心裏陡起一陳酸楚和震撼：原來通常說的『瘦得皮包骨』是這樣的恐怖和殘忍」！這是個人痛史，也是國史。這就是作者寫作的動力，「必須寫出來……把它寫出來，並不是為了喚起仇恨」，而是永別這類悲劇。
●長期以來，許多中國人走不出日本侵華戰爭的陰影，連日本漢字「情報」也被「嗅」出負面意義，與「間諜」、「特務」和「密碼」等掛，其實它的原意只是「資訊」和「信息」。紀實文學作家胡平多次赴日訪問，深感到這個國家「情報立命」，而「博物館性格」深入民間，遂推出《情報日本》一書。日本重視情報，與地震海嘯頻發、天然資源貧乏的生存環境有關，憂患意識自動融匯進國民的文化血脈。日本的焦灼可簡約成兩句話「我們幾乎什都沒有；別人有的我們必須得有」。作者還告訴我們，日本是世界上第一個翻譯《孫子兵法》的國家，二戰期間日本軍方以《孫子兵法》作為教材，培養出了幾百名軍事情報人員。中國「以日為師」，何不就從憂患意識和「情報」入手？
●「資本融化國界」的全球化時代來臨，也傳來「不平等比不自由更痛苦」的悲號。《我們》是關於台灣「移動者」和外來勞工的「生命記事」，作者顧玉玲是台灣國際勞工協會主席，來自外省父親與本省母親結合的家庭，「同是天涯淪落人」，她發現父母故事竟跟移工故事十分相似，都是在夾縫中求生存和尊嚴。本省與外省的邊緣人，和來自東南亞的外勞都是邊緣人。他們的故事交叉映照。他們堅信「幸福是可能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作者寫自己父母親的痛苦，冷冽深刻，也超越藍綠的世界觀。書中菲律賓女人密莉安與台灣男人阿溢決心挑戰命運，相戀成婚，甜蜜溫馨，但申請結婚時受到審查官員的無情打擊和戲弄，有情人須回答昨夜進洞房時，旅館房間是什麼號碼？是誰先沐浴？穿什麼樣衣服上床？作者提醒為難外來者婚姻申請的官員，包括從無身份之擾的讀者：你或你的前輩也曾是漂泊一族，是歷史洪流的一支，也曾在盤根錯節官僚壓迫下閃躲求生。《我們》感動眾多讀者。導演侯孝賢讀時「數度淚湧不得不停下來」，表示一定要把它拍成電影，甚至以戰地記者羅勃．卡帕名言自勉：「如果你拍得不好﹐那就是你離火線不夠近。」《我們》就是貼近了人性掙扎火線的成功﹐高昂宣示了「原鄉人、異鄉人，首先都是人」的人權信念。
●中國正在發生什麼實質性的變化？這是中國人最焦灼的追問。被視為新左派的學者汪暉推出論文集《去政治化的政治》，以「中國」及其「現代」為核心關懷，討論中國社會急遽轉型帶來的各種問題，他認為，至為關鍵的是「去政治化」甚至「去價值化」的時代趨勢，即理論工作者早已告誡過的「異化」現象。正是「去政治化」令權力體制不僅壓制中共黨內的自由討論，也壓制全社會的批判性思考。當知識人分析三農危機、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的擴大、體制性腐敗時，權力體制最為有力的武器就是：你們是要回到「文革」嗎？這種姿態「取消了任何對當代歷史進程進行真正的政治分析的可能性」。
回到文革當然荒謬，但拒絕反思文革更荒謬，也更危險。書中重溫文革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馬克思說，想要了解無產階級專政，就請看巴黎公社的原則——國家官員由普選產生，領普通工人薪水，可隨時撤換，廢除常備軍等。「廉潔政府」與民主制度，這是連資產階級革命也嚮往、具普世性的目標，「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消滅不了的。在工人階級得到解放以前，這些原則將一再表現出來」。這些原則相信也將在中國追究權貴資本主義、極左僵化勢力的改革進程中表現出來。
●三十年前，小說《尹縣長》震撼海外華人，繼而在神州一紙風行。作品鋒芒直指文革的殘暴，開中國傷痕文學風氣之先。重要的是，該作品出自台灣背景陳若曦的手筆，而素材來自她親歷的文革浩劫。這是一段極有研究價值的歲月，總算再現於陳若曦零八年推出的自傳《堅持．無悔》。陳早年留學美國，因嚮往共產主義而投身中國大陸，也因而碰上文革。文革確是浩劫、是煉獄，但令人噴飯的黑色幽默也比比皆是，譬如，人人都須學唱樣板戲及上台表演，即使是五音不全的陳若曦也不能例外，結果以演出中的荒腔走板引來哄堂大笑收場。還有，一位大陸民眾問陳若曦美國總統是否可以娶妻多位，得到否認後，仍不相信，「不對吧？報上常說『第一夫人』，可見還有第二、第三……」
陳若曦從大陸回到美國、加拿大後，八零年赴台灣為「美麗島事件」跟當時的總統蔣經國舌戰，官方媒體甚至發表社論指責她「不忠不孝」，但也因為她的「衝撞」，台灣當局停止了抓人。陳若曦寫《堅持．無悔》，「到這年紀了，沒有什麼不能寫」！
●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激盪三十年》中披露，文革後期，中國最重要的思想家顧準找來弟子、日後大名鼎鼎的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自己時日不多，以後不必再來看他。然而，顧準意不在道別，而是鄭重告訴﹕中國必會像戰後日本那樣，經濟實力將神速崛起，只是不知是何時，要「待機守時」。
顧準說此番話是在他受盡磨難與恥辱的七四年，就在四年後，中國經濟開始了GDP年均百分之九點八的高速增長三十年。但是，這樣的高速增長從何而來卻得不到解釋，吳曉波發現，中國一直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採信的資料系統，無法形成系統化的歷史描述，有關於中國公司的所有判斷與結論，都建立在一些個人觀察的基礎上，成為與國際溝通最大的障礙。吳曉波還發現：中國有偉大的經濟奇蹟，為什麼沒催生偉大的公司？而一些超常規發展的公司總難逃「報應」——「繁榮生成的時候，腐爛已經開始」。這都是中國經濟奇蹟的「燈下黑」，值得警惕和研究。
●台灣作家龍應台零八年出版散文集《目送》，而書中各個篇章早已在互聯網上流傳。熱愛龍應台的讀者馬上發現，柔性行文與作者過去宏大敘事、兵氣逼人的風格反差極大。《目送》是全書最感人的一篇，作者也將篇名當作書名，寫的是母親在機場目送兒子從海關窗口前離去、從高樓家中目送兒子等候公車離去的一刻。緊緊相扣的是，龍應台作為女兒送父親人生的最後一程，目送棺木緩緩滑向火葬場爐門，直至消失。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目送「生下你的人」和「你生下的人」漸行漸遠，「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但父女情更催人淚下，龍應台赴美留學拿到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回台灣當大學教授時，父親用運飼料的貨車把女兒送去學校，把車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對女兒說，「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父親的停車選擇，前往冥國的背影，其實都彰顯著他的大謙卑、大尊嚴與大剛毅。這一切自動地融進了作家女兒對國家興亡的壯懷激烈，化為了她筆掃千軍時的百煉鋼與繞指柔。能夠如此「父女母子一場」，人生何求？
●全球憂鬱病患者逾億，其中香港約七十萬人。很多人不曉得，憂鬱病不僅是心理病，也是生 理的問題，可靠服藥來治癒，香港人李子玉推出《憂鬱病，就是這樣——一個憂鬱病患者的自白》，自述九二年至零一年曾四次自殺未遂、患憂鬱症經歷，與讀者分享跟病魔搏鬥的經驗。書中寫道，為了尋覓記憶中的毒藥資料，作者來到香港大會堂借出幾年的報紙合訂本紙，急切而耐心地一頁頁翻找，與所有追求知識的讀者一樣，終於如願。人類的求死毅力與求生意志竟可達到同樣執迷而壯烈的境界！還有一次，作者決定用煤氣自殺，買好了寬邊膠紙和刀片後，約女友到飯店吃飯，整個飯局都心不在焉，在分手時，看著女友走上扶手電梯，在心中喊著對方的小名，「永別了﹐讓我再好好看你一眼吧」！這幾乎已是從天堂發出的揮別了。是丈夫李歐梵的溫馨呵護最終令作者獲救。她擁抱文字，也拒絕了憂鬱。
●中國向有「人傑地靈」之說，其實也預言了城巿鑑賞家的應運而生。新加坡華裔建築師陳家毅零八年出版《城市磁場》，向讀者娓娓道來他對世界各地都巿的細緻品評與鑑識。這位同時也愛好文學、電影及其他藝術的建築師，鑑賞時常帶有厚重的文化意味和人文情懷。陳家毅說，漫步亞洲都市時，他首先欣賞的是街頭攤販，是亞洲各行各業的默契與包容，獨具美感，「即使曼谷街頭在那簡陋的小攤旁所撐開的大太陽傘，也屬於一種尋常百姓家的城市美學」。作者寄望亞洲城市要打破自我摧毀的宿命，不必羨慕用金錢堆砌出來的海市蜃樓。
公私領域的求真精神
二零零八年度中文好書的特色，可用「求真」、「衝破禁區」來概括。寫國家大歷史、揭示重大事件真相，過去唯有體制權力方可問津，而現在民間力量登場了。至於在「私領域」，從李子玉自剖四次自殺的經歷，到龍應台敘述服侍老父時不慎被糞便沾裙的窘困，都是一個真字，也豐富了全球華人的閱讀版圖。■

When enjoying the first dinner of 2009 at around 7 pm, I was bombarded by the tribute to the heros back from Iraq or Afganistan by the so called "independent" Lou Dobbs (in fact his female protege) at CNN. Well, if these heros are viewed in the recent talk of Hu Jintao, do they zheteng a little bit?

To be sure, I do not have an issue with those heros personally. They are at least loyal citizens to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involved in unjustified warfare even approaching its time of departure. So what? Bush told us.

I cherish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I certainly do not hate the U.S. But in order to protect these, does it necessarily follow that numerous young men and women should be deployed abroad? While saluting the returned heros (let alone those leaving us forever), while extolling the heroic struggle in their postwar lives in the U.S., do we risk losing sight of the foundational issue at stake here? Why do we not try every measure to promote peace? Instead of letting the heros zheteng in the remote areas of the world, and endure its aftermath, could we not make use of their potential in a more constructive way? Unfortunately, the promilitary "independence" of LD is not receptive to such a view.

If we return to Hu's term, what does zheteng mean anyway? Mass protests? Definitely yes. Government misconduct? Probably not. Despite its popularist innovation, which should have been highlighted by Chinese media, I do not think this differs too much from the party doctrine that stability prevails. Again, I do not have a problem with stability in China. However, if this means to quench civil dissent yet tolerate official misbehaviour, I would rather see a little zheteng in China.

A moment ago, when asked about how long I have been living at the current address on the phone, I just replied without too much thinking "less than half a year, I moved in on June 20, 2008..."

Well, there seems to be a problem, right? The half-year limit has already slipped away without my acknowledgement. The time does fly.

For a second year Ph.D. student like me, everything seems business as usual, except that I could no longer enjoy the holidays as before. Too many things to catch up with... For academics we might not care about the 9-5 schedule, but the iron rule for us is that there is no protective separation between work and holiday. Thus, I really admire those who could constantly update their blogs or Facebooks. I could not do that without compromising my studies...

Yet for the countries I feel concerned and am affliated with, the past year is undoubtedly eventful. The natural disaster, social unrest,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downturn all pop up and command our wisdom. We certainly do not have any predetermined solution to all these, but we could nevertheless achieve a better-informed answer with broad inputs. Benevolent dictators might be powerful, but they are not dependable. Without the civic engagement of the people, a healthy governance could not be sustained. Let us not forget what Voltaire said centuries ago: "I do not agree with what you have to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 and proceed from this basic principle to build a democratic and humane future.

How many men must die before one knows death?

Nineteen years might not be enough, but there should and will be an end. Every step forward, however difficult, always witnesses the irresistable dignity of life and humanity.